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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经济学
2014年：新5%比旧8%好，5000点不是梦，改革牛
2017年：新周期，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2019年：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该降息了，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
我们追求客观、专业、实战、接地气，观点鲜明，敢于面对现实、成功和失败，不断进化学习。不坐而论道，不模棱两可，更不以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放眼过往，没有敌人，只有师友。相由心生，修身修心。用梦想照亮未来，用毅力穿越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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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各界对经济下行还是企稳、通缩还是通胀、降息还是加息等问题争议较大。面对2019年认识的大混乱，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是通缩不是通胀”、“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不能为了一头猪牺牲国民经济”、“该降息了”、“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为中国经济鼓呼，为改革建言，不负一代学人的使命。
经过2019年初短暂的“小阳春”，经济于二季度再度进入下行通道，十年来经济波动下行寻底路漫漫。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主要不是外部因素（世界经济周期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而是内部因素，比如民营企业家被误伤被歧视信心不足、地方政府约束多激励少积极性不够、国企改革涉及的深层次基本理论和认识问题与1998年前后差距较大方向不同、部分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有些政策一刀切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外开放进入行政垄断和意识形态的深水区、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减而新增长动力尚待培育。
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前后再下台阶，步入“5”时代。每个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都有一个主要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不能为了一头猪牺牲整个国民经济”，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财政优于货币，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宽信用，长期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释放微观主体活力，重振中国经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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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宏观政策选择，财政优于货币，货币优于汇率。2009年以来，地方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不断加杠杆，杠杆率较高，再加杠杆空间有限，我们处在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的高点，防化风险重要性凸显。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减税降费、基建等有助于扩内需、降成本、调结构，不同于总量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目前更多是市场化，且受中美贸易谈判的制约。
建议2020年财政政策更积极，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基建。
1）适当扩大赤字，赤字率突破3%，赤字总额3万亿，为减税降费和增加基建支出腾出空间。增加中央赤字，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2）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万亿。尽快修改地方债务终身追责，允许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
3）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
4）增加国有资产利润上缴比例，避免税收增速下行导致“乱收费”等恶化营商环境行为。
5）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人员，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6）改革财政体制，给地方放权，稳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实消费税逐步下划地方。
建议2020年货币政策进行正常的逆周期调节，不大水漫灌，该降息降息，通过小幅、高频、改革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疏通利率的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消除所有制歧视，纠偏房地产融资过紧，对刚需和改善型需求给予重点保障，从宽货币转向宽信用。
建议2020年房地产政策从过度收紧回归中性稳定，中央的定调是“三稳”，不是“三松”也不是“三紧”。老成谋国是时间换空间，一方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资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度收紧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过度遏制房地产合理的融资不仅加重经济下滑，而且加重经济金融风险。房地产一半是金融，一半是实体经济，是制造业，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条较长，有必要推动改革更多地发挥其实体经济的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放水刺激到过度收紧。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利用时间窗口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建议2020年供给侧改革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纠偏部分地方部分部门一刀切运动式做法。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政令畅通。供给侧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改革方式需完善，部分领域改革不彻底，需要更好地把握好政策的“度”，防止运动式、一刀切，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执行层面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又红又专。自2017年9月起，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的累计同比（官方公布值）与累计值同比（计算值）之间大幅背离，幸存者偏差主要由民营企业贡献。受去产能、环保限产、金融去杠杆、税收社保加强征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流动性分层等影响，2017年以来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增加，遭遇融资困境、信用债违约潮、股权质押风险等。“民营经济离场”、“新公私合营”沉渣泛起，冲击民营企业家信心，增加经济下行压力。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开放处在攻坚期等内外部复杂严峻形势，短期通过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平稳运行，长期通过改革开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深化国企改革，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
三是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
四是中央政府加杠杆、转移杠杆，让微观主体轻装上阵，大规模减税，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发展PE、VC等。
六是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事业都是人干的。
如果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潜力巨大，最好的投机机会就在中国：
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00美元，不到美国的1/6，发展潜力巨大；
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59.6%，发达经济体大部分超过80%，城镇化还有20个百分点空间；
中国14亿人，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美国3.2亿人，日本1.3亿人，德国8000万人，全球77亿人；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中美独角兽企业占全球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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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需要重新定义。”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中国问题上看法一致。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这不仅关乎（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关乎结构性变化。”
特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班农：“因为中国出口过剩使得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倒退。”“中国的19大报告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实际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更重要的是，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把华为公司从西方市场赶出去比中美之间达成协议重要十倍。”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十年来，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大部分没有兑现，美国批准PNTR（给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是错误的。”“中国重商主义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致命影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才是美国的真正威胁。”“中长期看，中国有能力成为美国最大的对手，中国不断加强的军事实力旨在全球范围内对抗美国”。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中美贸易摩擦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缩减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双边努力阶段性缓解，但如果美方单方面要求中国做出调整，而不彻底改变自身高消费低储蓄模式、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美元嚣张的超发特权等根本性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减，无非是类似当年美日贸易战之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从日本转移到中国，未来再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可以做出积极改革，这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些都难以满足美方战略遏制中国高科技升级和大国崛起的意图。
中美贸易摩擦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减少投资限制、降低关税、保护产权、国企改革等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从合作共赢走向竞争合作甚至战略遏制；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
同时，我们也要清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新一轮改革开放将释放巨大红利，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在中美贸易摩擦初期，主流媒体和市场出现了严重误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不大”等观点流行。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的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摩擦，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更深层次来看，中国需要制定新的立国战略。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即选择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跟过去英德、英美、美日、美苏的关系不尽相同，既不是英德、美苏那种你死我活的全面竞争对抗关系，也不是英美那种同种同源的合作追随、顺位接班关系，更多的是竞争合作关系。
因此，中国需要在美国回归到本国利益优先的霸权思维大背景下，树立并宣扬一种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进文明；在美国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以更加开放大气的姿态走向世界；在美国四面开战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与东南亚、欧洲、日韩、中亚等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实现合作共赢；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中美大博弈最终无非四大结局。1）中国被遏制，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如美日贸易战。2）中美脱钩，形成两大对立阵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苏对峙。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G2集团，如德法推动欧洲一体化。4）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历史上大部分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崛起大国。
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国竞争本质是文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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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与学院派不同，观点鲜明、接地气、实战，从不模棱两可。在人大清华学习理论经典著作。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习公共政策，参与重大文件和改革方案起草，2011、2012年数百人量化绩效考核排名第4、6位。在国泰君安、方正证券学习商业研究，2015年带领团队勇夺中国资本市场大满贯冠军分析师，创造业内历史最好成绩。“泽平宏观”微信公号订阅量超百万，2018年中国最具价值微信公号第七。专著《新周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实战》《房地产周期》《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均为超级畅销书。
面对未来，我们对世界也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认知都是十分有限的，何况更难的是知行合一和执行力。有人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收获了一个时代；有人号称算无遗策以大师自居，却始终作壁上观。
白驹过隙，沧海桑田，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心即理，知行合一，事上磨练，致良知。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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