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的凯旋门，9月18日至10月3日期间将被全部包裹起来，“消失”十六天。人们可以在凯旋门周围走动并触摸材料。这是一件活生生的艺术品，随风而动。
这是保加利亚艺术家克里斯托（ Christo Javacheff ）与妻子珍妮·克劳德（ Jeanne Claude ）构思于60年前的艺术项目，名为《包裹凯旋门》，是他们将近60年的梦想。直到去年去世，克里斯托都没能完成包裹整个凯旋门的项目。今年，克里斯托的侄子弗拉基米尔·贾瓦切夫 (Vladimir Javacheff) 耗资1400万欧元（约1.06亿人民币）实现了克里斯托的遗愿。
克里斯托和珍妮是夫妻，也是合作无间的创作伙伴。在本次包裹凯旋门之前，他们曾包裹了巴黎最古老的桥梁——新桥，也曾包裹位于柏林的德国议会大厦，甚至还曾包裹澳大利亚的悬崖海岸等等。
包裹一幢建筑本身固然耗费人力物力巨大，但是说服政府和民众同样困难重重。克里斯托曾说过，“你永远也不知道结果如何，因此你必须往前走。我们并不做出任何承诺，只能逆流而上，并实践永生难忘之事。”
凯旋门包裹计划原定于去年同克里斯托的蓬皮杜展共同展开，但由于疫情而遭到推迟。在去世前不久，克里斯托在一次采访中坦言，凯旋门包裹计划非常特别，“一切都来得很突然。这个提议要追溯到1962年，但是突然就得到了批准。” 克里斯托说道，他几乎花了18个月的时间来草拟这一项目的细节。“我们在新桥上花了10年时间，在德国国会大厦上花了25年之久，中途被拒绝了三次。我们为纽约的《门》等待了26年，吃过一次又一次闭门羹。这不是耐心，珍妮说过，这是热情。”
即便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来争取获批，但他们的作品，大多都是短时间呈现，之后便会不留痕迹地彻底消失。克里斯托解释说：“我们对自己的童年、生活都满怀柔软与爱意，因为我们知其稍纵即逝。因此，我们希望每件作品一生一次，永不重复。”
与此同时，制造和实施如此规模的作品成本非常高，有些甚至需要上千万美元，但他们从不接受任何个人和机构的赞助，仅通过出售草稿及各类作品，自行承担了全部资金。
创作时，他们保持了最大程度的自由。生活上，他们则保留了最初的节俭。正如克里斯托所说，每人都可以有不错的想法，而最重要的是去行动。以下，Enjoy：
来源 / LCA（ID：L-Contemporary-Art)、 全球知识雷锋（ID:gkleifeng2000)
译者 / 吴雨凝、孙灿、朱佳瑜、曹雪菲
无用之用
壮丽的凯旋门，将在 9 月 18 日至 10 月 3 日被全部包裹起来，“消失”十六天。
这是保加利亚艺术家克里斯托（ Christo Javacheff ）与妻子珍妮·克劳德（ Jeanne Claude ）构思于 60 年前的艺术项目，名为《包裹凯旋门》。
包裹凯旋门草稿 克里斯托与珍妮 1962 年
克里斯托与珍妮都是寡言少语之人，极少对自己的作品发表言论，但那些已经实现或有待实施的项目，都传达出了一个相同的愿望：通过改变人们与周围景观的关系，促使人们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身边的世界。
《包裹凯旋门》，亦是如此。
实施《包裹凯旋门》项目
本次项目的制作，将耗费 25000 平方米的银蓝色可回收聚丙烯布料和 7000 米长的红色绳索。如往常一样，克里斯托不接受任何公立机构或私人的资助，仅通过出售草稿及各类作品，自行承担了全部资金。
实施《包裹凯旋门》项目
对于如此纯粹的艺术创作，或许还是有人会疑惑它出现的意义。一篇关于克里斯托与珍妮的名为《所有美好，皆是无用》的文章，也许可以给出答案，如下：
1970 年，鲍勃·迪伦（ Bob Dylan ）发布第十一张专辑《崭新的清晨》。歌词宁静又疏离，它构筑起的，是尘嚣之外的一处别境。
商品化浪潮随处可见，人们向往远离城市的自然，需要一个崭新的清晨。也是在这一年，罗伯特·史密森（ Robert Smithson ）放弃花哨的流行艺术，去到罕有人至的岸边，将 6000 多吨黑色玄武岩推进了湖中。
螺旋形的防波堤 史密森 1970 年
那是位于犹他州已经废弃掉的盐湖，湖中菌类生物疯狂繁殖，湖水常常呈现出艳丽的粉色，岸上则是锈蚀不堪的采矿设备和人类短暂涉足过的荒芜痕迹。
细微生命与工业废墟于此处相遇，犹如幻象。
史密森把岩石和泥土推向湖中 50 米处，将其塑造成螺旋形状，彷佛远古遗迹。它们偶尔露出，又总是被上涨的湖水淹没。由于盐度过高，湖水褪去后析出的盐晶体附着在黑色玄武岩表面，使“遗迹”变为了白色，更显圣洁，也更加神秘。
多年后的《螺旋形的防波堤》
这是史密森最为人熟知的一次创作，名为《螺旋形的防波堤》，在艺术史上被归为大地艺术。
虽叫防波堤，但它并不具备堤坝的功能，甚至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任何实际用途。从高空望去，那只是人类在地球上微不足道的天真涂鸦，也可以说，它是人类试图与大自然进行对话的美好尝试。
俯瞰《螺旋形的防波堤》
3 年后，因飞机失事，史密森的艺术生命过早结束。但“大地艺术”这种创作形式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类在大自然中留下的“无用”美好，也越来越多。
1991 年，保加利亚艺术家克里斯托（ Christo Javacheff ）与妻子珍妮·克劳德（ Jeanne Claude ）在日本和美国两地完成了一件浪漫至极的大地艺术作品——《伞》。
伞 克里斯托与珍妮 1991 年
日本气候湿润，温度适中，茨城县北面海岸上散落着与之相宜的蓝色的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的山坡上，荒草丛丛，一片萧索，放置在那里的是黄色的伞。
为了保持稳定，高度近 5 米的伞，每顶都重达 200 多公斤。克里斯托与珍妮先是在日本安装完成，随后利用两地 17 个小时的时差，迅速飞往加州实施安装。
10 月 9 日清晨，伴着升起的太阳，东西半球不同地点的 3100 顶伞，在相同时刻共同打开。
伞 克里斯托与珍妮 1991 年
面对这样的作品，刻意阐释其深意或社会学内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它们的存在，是一种纯粹的美好，一种证明被绑在齿轮上旋转的人类仍然能够放弃“有用”去单纯展现的美好。
克里斯托与珍妮的一生，都在为这种“无用”而努力。
他们出生于 1935 年 6 月 13 日的同一个小时里，在巴黎相遇后，二人开始一起创作，直到珍妮（ 2009 年）离世。他们总计构思过 59 个方案，最终仅有 20 余件得以实施，《漂浮码头》便是在珍妮离开后，克里斯托从方案中挑选并独自完成的第一件作品。
漂浮码头 克里斯托 2016 年
2013 年，在考察过意大利的伊赛奥湖后，克里斯托认定这里是实现他与珍妮梦想的地方。
他准备了 3 年，用 3 个月的时间将 10 万平米的黄色物料覆盖了伊赛奥湖附近的 3 公里码头和 2.5 公里街道。
这是一个开放的展览项目，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进入，施工完成后，几百万人陆续来到伊赛奥湖，人们行走在漂浮的码头上，惊奇又欣喜。
漂浮码头 克里斯托 2016 年
《漂浮码头》不是永久呈现的作品，16 天之后，所有的组件都如《伞》一样被移除，回归工业利用，它们只是短时间呈现，之后便会不留痕迹的彻底消失。
克里斯托与珍妮所有作品，大都如此。
可以想象，如此规模的作品，制造和实施成本非常高，有些甚至需要上千万美元，但他们从不接受任何个人和机构的赞助，即使给实施地政府带来了极为可观的旅游收入，夫妻二人也分文不取，他们的全部费用均来自出售自己的作品——准备阶段的草图、习作、缩小模型，又或是早年的小型作品。
峡谷帷幔 克里斯托与珍妮 1970 年
创作时，他们保持了最大程度的自由。生活上，他们则保留了最初的节俭。
克里斯托与珍妮没有知名艺术家的巨大工作室，也没有车，他们住在一栋没有电梯的老旧公寓的五层，每天都需要走楼梯上下。多年前，记者关心的问道：为何不换一个有电梯的住处？珍妮说：制作作品的费用，能够买无数部电梯，但这是我们选择的生活。
去年五月，克里斯托在家中去世。他与珍妮共同构思的几十种“无用”，还未来得及实施。那也是几十种美好，我们终是不会再见。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1963
下文整理自著名艺术家Christo于2016年受邀在哈佛大学GSD举行的Rouse Visiting Artist Lecture讲座，开头由他的好朋友，GSD艺术与设计系Krzysztof教授介绍。由吴雨凝译讲座上半部分，孙灿译讲座下半部分，朱佳瑜译问答上半部分，曹雪菲译问答下半部分。
过去艺术家以青铜、大理石、壁画、油画，甚至电视为媒介进行创作。他们赋予了作品神话、宗教意味，或复现肖像与风景。但只有一种介质他们从未使用过。那就是爱和温柔的品质，我们人类拥有它们，但无法长存。我们对自己的童年、生活都满怀柔软与爱意，因为我们知其稍纵即逝。因此，我们希望每件作品一生一次，永不重复。
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是绝对失理的，绝不为其存在而辩护。无人需要环形围栏或被包围的岛屿。我们不喜欢项目长存，因为无人能索要无价之宝。它不属于任何人，它是自由的。自由是占有的敌人。而拥有即意味着永恒。因此这些作品只为单次而生。人类，独一无二的人类，喜欢成为独特的存在。一旦当一个作品被实现，它的完整填充了美妙、愉悦，而其他部分则何其平庸与繁琐。
—— Christo于2006年接受《国家地理》杂志采访
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
Christo的作品从五十年代末至近年，贯穿了大半个世纪，从保加利亚横越至巴黎、纽约、意大利等地。他诸多的宏大项目都落地于现实中的“乌托邦”。与布洛赫（Ernst Bloch）的抽象乌托邦（Abstract Utopia）概念相较，Christo的作品更存在于具体乌托邦（Concrete Utopia）中。它超越了抽象乌托邦的狂妄、梦幻、背离现实，并走向现实，探寻未来的可能性。这种激进好斗的乐观主义充满了野心，也同时具有无限的教育意义与潜能启迪。这种巨型的空间尺度与细微的感知影响背后错综复杂——项目需要在侵入公共领域，与公共利益进行协调。他们不断涉足市民或农民的社会环境领土，与其交涉，协调项目与当地环境的步调。同时，这些项目也吸引了各地不同的物流组织与协会，它们数量庞大，手续繁多。最后，它指向了伯克提及的“崇高性”。这种崇高因宏伟而产生震惊、激情，人们欣喜而醉却转瞬即逝。
在我们关灯开始展示图片前，让我再讲两句。我想从个人视角聊聊Jeanne Claude。我和Jeanne Claude在同一年，同一天，同一个时辰被两位不同的母亲给予生命，这一天是1935年6月13日。我于1958年在巴黎遇见了Jeanne Claude，之后共同在巴黎生活了六年（1958-1964）。在那之后，我们移居到了美国。哦哦哦，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我们移居到了纽约的曼哈顿。我会展示一些Krzysztof给你们展示过和讨论过的作品的图片，用来引出大家的问题。因为今晚很重要的一环是你们向我提问，我会解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我不会谈政治或宗教。我也不会讨论其他艺术家。我已经81岁了，我想多谈谈我自己和Jeanne-Claude（笑）。
Wrapped Coast，Australia, 1968-69
1969年，我们在澳大利亚实现了名为“包裹的海岸（Wrapped Coast）”的项目。我们覆盖了悬崖。每处悬崖距海滩区域和悉尼小海湾有约80英尺高差。我们“用”了1.5英里长的海岸线，以及35英里长的绳子来确保织物包裹住这些海岸线。这个项目于1969年9月底完工。
Valley Curtain，Colorado, 1970-72
在1972年，我们完成了“峡谷帘幕（Valley Curtain）”。这是一块横亘于科罗拉多落基山脉西坡“来福缺口（Rifles Gap）”的巨大帘幕。这块帘幕其实覆盖跨越了整个断桥遗址，中心高度约有180英尺（55米）。两侧主要的基础部分高约为360英尺（110米）。
Running Fence，California, 1972-76
1972年至1974年这段时间，我们致力于名为“奔跑的栅栏（Running Fence）”项目。那是一个长达24.5英里的栅栏，一路延伸至旧金山北部马林郡的索诺玛（Sonoma）。栅栏高16英尺，其中有四分之一英里消失在太平洋中。看看这里的小人，你可以大概感知到这个项目的尺度。
Wrapped Walk Ways, Missouri, 1977-78
1978年，我们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路兹公园（Loose Park）完成了“包裹的人行道（Wrapped Walk Ways）”。这是一段位于堪萨斯城市中心长约2.5英里的走道。
Surrounded Islands，Florida, 1980-83
1983年，我们完成了“环绕的岛屿（Surrounded Islands）”。我们用这世界上最大量的织物——足足6,500,000平方英尺，环绕了总计11个岛屿和佛罗里达南部比斯肯湾的7英里。这些织物一端附着在岛屿的海滩区域，其后有220英尺漂浮在海水表面，另一端以八边形气球收尾。当然，还利用了设置在比斯肯湾浅水区的1000个海锚。
The Pont Neuf Wrapped, Paris, 1975-85
1985年，历经十年创作，我们终于得到许可，用香槟色的织物包裹巴黎最悠久的桥，“新桥（Pont Neuf）”。1985年的九月底十月初，这座桥因其历史遗迹的地位被点亮了（不是由我们）。这是一座400多年历史的桥，总之法国政府点亮了它。
The Umbrellas, Japan-USA, 1984-91
1991年，历经六年创作，我们完成了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项目（日本部分和加州部分）。我们在日本安装了1340顶蓝色阳伞，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郡安装了1760顶黄色阳伞。每顶阳伞高19英尺，直径29英尺。我们还在日本的佐藤河（Sato River）上安装了70顶。日本的项目共计13英里长，2.5英里宽。加利福利亚项目有16英里长，位于五号州际公路周围，约2.5英里宽。
Wrapped Reichstag, Berlin, 1971-95
终于在1995年，历经35年时间的争取和3次被否，我们终于包裹了柏林国会大厦。那是1995年七月底的两星期，我们用了约一百万平方英尺的织物，以及约10英里长的绳子。我们从鸟瞰视角（图15）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中间的是勃兰登堡门，在蒂尔花园的末端。
Wrapped Trees，Switzerland, 1997-98
1998年，我们包裹了瑞士里恩市一个公园的178株树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阳光明媚时的样子（图16），也可以看到在寒冬（图17）和落日时的景象（图18）。
The Gates, Central Park, New York City, 1979-2005
我们从1979年开始了“门（The Gates）”的创作，但实施一直被否，直至2005年终于实现了它。我们在纽约中央公园23英里的走道上安装了7503道门。每道门高18英尺，宽度依走道宽度变化而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阳光明媚时的场景（图20），和冬天的场景（图21）。当时，Jeanne-Claude不确定我们能不能有机会遇到雪，结果我们遇到了一场很棒的雪。这是部分“门”和中央公园的鸟瞰图（图22）。
Over the River, Projects Not Realized
1995年，我们开始了“河面上（Over the River）”项目的创作。这个项目是在落基山脉西坡的科罗拉多州阿肯萨斯河上安装织物。我们在覆盖40英里的8个地点安装了9英里的织物板。为了看到这个项目，你需要驱车前往50号公路，在河的南岸开大概一个半小时。但如果你想在项目中漂流（因为这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漂流场地），你需要整整四小时才能完整漂流过这40英里长的阿肯萨斯河面。
Wall of Oil Barrels - The Iron Curtain, Paris, 1961-62
刚才Krzysztof提到了我们在巴黎的项目。这是1961年，他们建起柏林墙的第二年。我曾经很多年都是难民。我和Jeanne-Claude做了这个项目，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我们在巴黎的一条小街，Rue Visconti，安装了由100个桶构成的“铁幕（Iron Curtain）”（图25）。在那段时间，1960年，我曾经完成过几件雕塑。其实，这就是件雕塑，是永久性的作品（图26）。我希望你们注意到Krzysztof曾说我只做临时作品。但其实为了支付完成项目的费用，我必须完成些永久性的作品来出售。这就是我在60年代中期完成的桶的项目。这种特定的形式，也就是当你堆叠起圆柱形物体所得到的形式，可以称之为“马斯塔巴（Mastaba）”，这种形式有两个倾斜侧面，和一个削平的顶面。
图25 Wall of Oil Barrels - The Iron Curtain
1999年，在柏林一家博物馆——这是位于奥伯豪森的博物馆的中庭（图27）。我们安装了13000个油桶，将近100米高。如果你乘坐电梯，那就可以从上面俯瞰它，这张图就是13000个油桶的样子（图28）。这也是“马斯塔巴”项目在70年代末期的样子。这个项目有一段很长的历史。
The Mastaba of Abu Dhabi (Project for United Arab Emirates)
最终在1979年，我们抵达了阿布扎比，这张图是我们在79年做的比例模型（图29）。这是一个410000个油桶构成的巨构，比胡夫金字塔还要大。它有150米高，垂直面宽300米，倾斜面宽225米。显然，（这件作品）不能以厘米衡量。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了这个项目。这张图是一些手绘（图30,31）。项目的选址位于波斯湾内陆130英里处，你们知道的，阿布扎比位于波斯湾周围，我们会用一些普通铁桶来建造这个结构。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
以上就是两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我和Jeanne-Claude共实现了22个项目，我们没能获得37个项目的许可。
在这些未获许可的项目中，有些我们自己也不想继续做下去了，但有些仍在我们的心中和脑中。以下就是这样一个项目，“漂浮码头（Floating Piers）”的故事。
1970年，我们接待了阿根廷籍艺术史学家Jorge Romero Brest教授的来访，那时我们正在澳大利亚为“包裹的海岸（Wrapped Coast，见前文）”项目收尾，同时进行着“峡谷帘幕（Valley Curtain，见前文）”项目的创作。
Jorge说，为什么不来阿根廷做些东西呢？于是我们计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周边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的三角洲创作“漂浮码头”。但我们从未能获得许可。
现在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做了其他的项目，甚至许多项目是同时进行的。1995年，我们完成了柏林国会大厦的项目。在那时，Jeanne-Claude说，看，我们有了这么多日本的朋友（我们在日本做了“伞”项目），让我们借一借日本的静水，来完成“漂浮码头”吧。于是我们提出了在日本东京台场做“漂浮码头”的提议。我们几乎快要开展了那个项目，我们非常努力，但经历了两年和东京都政府的“拉锯战”，双方还是无法达成共识理解彼此，于是我们离开了，就此项目搁置。
现在已经是2014年了。Jeanne-Claude于2009年离开了人世。Jeanne-Claude和我共同在“河面上（见前文）”与“马斯塔巴”上工作了多年时间。我对我的侄子弗拉迪米尔说：“弗拉迪米尔，看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现在已经2014年了，明年我就80岁了。我想做一件能快速完成的作品，这样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它”。这就是一件你能否获得许可的事。我跟弗拉迪米尔讲了“漂浮码头”的故事，我说，我们得找到一湾静水。
此处我需要加一段说明，我们的有些项目是专门为场地设计的，例如柏林国会大厦项目就是为柏林国会大厦设计的，中央公园项目就在中央公园。但有些项目是概念，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适合他们的场地。例如，“包裹的海岸”不是专门为了澳大利亚设计的，1967年的第一版提议其实意在加州，但我们未能获得许可，所以最终我们转换策略找到了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它比预想的美丽的多。这个项目得以在世界上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实施落地。“伞”项目，以及“漂浮码头”项目，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
回到刚才的话题，58年至64年间，我们居住在巴黎，却很少在那里创作作品。我们甚至很少在那里展出或者出售自己的作品。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作品在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出售。我们在意大利有许多朋友，收藏家，熟悉的博物馆，也曾在意大利完成过一些项目。
Wrapped Works in Italy, 1968-1974
1968年，我们包裹了位于意大利斯波莱托的摩尔卡托城堡（Castello di Mercato）中的一座喷泉（图35），以及一座中世纪塔楼。
图35 Wrapped Fountain, Spoleto, Italy, 1968
1970年，我们在米兰包裹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的雕像（图36），以及莱奥纳多（Leonardo）位于斯卡拉广场（Piazza della Scala）的雕像（图37）。
图36 Wrapped Monument to Vittorio Emanuele II, Piazza del Duomo, Milan, Italy, 1970
图37 Wrapped Monument to Leonardo da Vinci, Piazza della Scala, Milan, Italy, 1970
1974年，我们包裹了位于罗马的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墙（Mura Aureliane）的部分墙面（图38），以及位于威尼托路（Via Veneto）的贝佳斯别墅（Villa Borghese）。
图38 The Wall - Wrapped Roman Wall, Via Veneto and Villa Borghese, Rome, Italy, 1973-74
此时我明白了，如果有机会回到意大利，相对而言，我们的待遇会比其他地方好些。获得许可真是件难事。而且我很清楚，我和Jeanne-Claude从五六十年代起就很熟悉意大利的湖泊。
The Floating Piers, Lake Iseo, Italy, 2014-16
阿尔卑斯山脚下有四个主要的湖泊：马焦雷湖（Lago Maggiore），科莫湖（Lago di Como），加尔达湖（Lago di Garda），伊塞奥湖（Lago d’Iseo）（图39）。
但在最开始的侦查到选定伊塞奥湖，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没有和任何人提起。选择伊塞奥湖因为它有很特殊的条件（图40）。伊塞奥湖中间有一个小岛，伊索拉山（Monte Isola），它是欧洲咸水湖中存在的最高的岛屿。这个岛屿高的像曼哈顿的自由塔，应该是一座山的山尖。这些湖泊都属于冰川湖泊，所以水都是死水。从小岛到湖的东岸，水深可达700英尺。这就像山间巨大的峡谷一样。
这张图里（图41）可见。岛上居住着2000名居民。岛上有一个小镇和一些村庄，有许多的小房子，但是没有桥。居民乘坐渡船（traghetto）往返于岛和内陆。所以我想，这实在是太棒了，我们可以连接岛屿和陆地（图42）。在60天的时间里，岛上的居民可以走在水上来到陆地（图43）。同时，这座岛的旁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圣保罗岛（Isola di San Paolo）。这两个岛其实都是山尖，旁边有很深的水，所以我说我们也可以把这座小岛也连起来（图44）。
为了让项目更快的推进，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向官方展示这个项目的方式。因为我们需要取得湖管辖方（由罗马政府委派）的许可，我们还需要取得陆地上苏尔扎诺市市长的许可，以及圣保罗岛的许可，基本上来讲有这三处需要取得许可。
我们需要找到能帮忙的人。我想起来，在伊索拉岛上漫步的时候，我们曾了解到圣保罗岛的历史。这座岛在19世纪的时候，由修女运营一座医院。后来被巴莱塔（Baretta）家族于19世纪末买下。既然我们需要找到人来帮忙引荐官方，还要找到意大利当地人来启动项目，我于是想到了六十年代曾结交的朋友Jermaine Chalant，图中这位绅士（图45），他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艺术史学家。旁边这位是Franco Baretta，在项目的展示方面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的团队会见了湖区主席，Giuseppe Faccanoni，一位非常善解人意的绅士。
这个项目一直面临着一些挑战，因为有的人并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幸运的是Faccanoni先生是Nabakov的侄子, 他非常熟悉我的工作，因此Giuseppe Faccanoni非常理解和支持这个项目。
随后Franco Beretta带我们去见伊塞奥湖（Lake Iseo）东岸的主要城市——圣保罗（San Paolo）的市长Paola Pezzotti，（图48）以及蒙特·伊索拉市（Monte Isola）的市长Fiorello Turla，（图49）向他们介绍这个项目。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对这个项目进行很多层次的讲解。我想告诉你们在我的演讲结束后，两位市长是如何同意的。
在得到批准后，我们就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建造这个项目。（图50）重点是，我们不能在曼哈顿的工作室里进行研究和试验，而是需要在现场做一比一的测试来找到构建这个项目的方法，达到美学和工程的目的。（图51）
我当时在德国有个朋友，他可以帮助我们来建造这个项目。接下来请允许我使用“米”作为单位。这是个宽约60米，长约20米的浮码头。（图52）在随后的测试中我们选择了合适的材料和制作方式等。同时需要找一家公司来帮助申请建造的批准，一个工程公司通过权威的政府机构帮助我们申请了许可。（图53）
随后，我们需要把这2020个立方体从德国运到保加利亚进行安装。它们被连接到锚上，所有的风力和位移等都被记录下来。这个过程是2014年8月至2015年初期间秘密进行的，目的是向意大利政府申请项目许可。（图54）在下图中，看到每个袋子是1吨重。它们是为这个项目特别制作的立方体支撑。（图55）
这是我们的团队（图56）。最重要的部分是确定许多特定的区域。因为码头并不总是平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为不同的角度制作专门的连接设计。在最终投入生产之前，它们都已经完成并经过了测试。（图57,58）
下面是制作的过程。这些是罗尔斯-罗伊斯立方体（Rolls-Royce cubes）。2000年初加拿大工程师开始设计这个立方体。我们需要建造自己的模具来制作22万个这样的立方体，需要一个小工厂，同时昼夜不停地生产它们（图59）。这是一些立方体的示意图（图60）。这些立方体非常小，只有50 * 50厘米宽，40厘米高。这是连接这些立方体的大头针（图61）。基本上立方体提供了编织物一样的功能。
这是来自保加利亚体育学院（Sports Academy of Bulgaria）的一些年轻工人（图62）。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以两个星期为周期交替进行。图片中他们将32个立方体放在一起，组成60米的宽度（图63）。他们需要建造30个1600米长的部分来组成“浮动码头”的几何图形（图64）。
此外还需要由专业的深水潜水员在深水中安装195个锚。在这个横截面里可以看出，我们使用了对角锚（diagonal anchors），使用轮廓重量锚(contour weight anchors)来控制线条的方向。所有复杂的安装过程，都是由专业潜水员完成的。
我们采用这种漂浮的安全气囊来运输这五个半吨的锚（图66）。当他们被运输到正确的位置时，袋子就被放气了，随后潜水员下潜并准确地定位锚，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图67,68）这些都是在2016年1月到2016年5月底期间完成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需要不断地提供材料，继续前进。因为我们计划在一年中最长的一天来展示这个项目，基本上是在六月底。（图69）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们需要一个集结地。在图片的底部，（图70）我们租用了蒙特科利诺区（Montecolino Area）的一片区域，所有来自工厂的立方体都堆在那里。这是一个长100米，宽16米的浮码头。当他们准备好了，便把这些码头移到正确的位置，并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下面的图展示了这些浮动码头被船运输和安装的过程。它们一共由22万个立方体连接而成，这些立方体创造了“浮动码头”的几何形状。（图71,72,73）
在安装黄色织物之前，我们还安装了一个大约10毫米的毛毡，覆盖在码头上，由直升机运送（图74）。最后我们安装了织物（图75）。我们从6月15日下午开始安装面料，6月16日凌晨完成。
这是第一张项目的卫星图（图76）。项目开放了16天，实际上，基本上是3个周末。（图77,78）
在此期间，政府要求我们安装计数设备，因为他们担心会来太多人。在16天里，每天都8万人来参观（图79,80,81）。世界上没有一个博物馆一天能容纳8万人。最长的码头是1千米（图82），连接在这个叫做星星（Star）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布置了照明系统。（图83,84）
现在你们知道了，作为建筑师，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设计中没有障碍。但是这里的水深可达300英尺，恐怕只有意大利才允许这样做（笑）。谢谢大家！
现在欢迎大家踊跃提问，大胆一点，虽然我英语讲得不怎么好，但是我如果没听懂问题会过来向你们确认的。好的这位朋友。
Q：有时您提到，您会看到一个区域，并会为特定区域设计一个项目。有时，您只需要将这些概念项目放置在特定区域中即可。那么，您项目的哪些亮点会使您热血沸腾呢？您是如何创作它们的？是因为看到一个完美适配这类码头的地理位置，还是因为它们的颜色，还是因为像雨伞一样（的装置形状），还是……？
A：谢谢，我想我理解这个问题了，我希望我理解了。作品的艺术性并不在于物件本身。粉色的织物/材料并不是艺术品，只有整合才具有艺术性。材料的颜色，物件本身都不是艺术品，一把雨伞不是艺术品，一扇花园门不是成品。在一个冬日里，7503扇由Olmsted设计的门，加上橘红色的布面，加上所有被雪覆盖的小路，加上有枝叶的或是秃了的树干，加上阳光和寒风，再加上纽约的天际线——这些整体构成了艺术的成品。光材料本身（譬如雨伞）不是一件艺术品。我们需要理解每个项目都是这样设计的。
基本上，我们不知道这个项目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接项目委托。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即软件时期和硬件时期。软件时期，我们一般先提出一个基本上只有图纸，草图和文字的粗略提案。
当有了一个场地的概念，我们就要去借用或者租用该场地来实践。顺便说一句，租用中央公园三个月花了我们300万美元。柏林的项目我们也租用了柏林国会大厦，其实不仅是柏林国会大厦，而且还租了近一公里的房子，已掌握绝对的控制权。
当我们做项目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去到版权网站给我们项目注册，这样就没有人能用这个名字了。在我们最重要的，也是“软件”阶段，场地可以像原来公园，街道一样正常运营，但是我们的场地不能够被别人占用，不能有好莱坞，摄制组和其他团队入场。
然后到了申报审批的阶段，我们才理解了这个项目是什么，因为我们懂了什么是柏林国会大厦。柏林国会大厦在25年里拒绝我们3次，第一次在1977，第二次再1981年，第三次在1987年。当然有些项目长存我们心里，比如国会大厦项目，中央公园的门，巴黎的项目。
现在，这些项目发展了自己的维度，更确切点说，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受众。因为在软件阶段这些作品还不存在——他们仅存在于来帮助我们以及阻止我们的人的脑袋里。基本上，它们是很多年来许多人幻想的一些不存在的东西。
艺术家怎么想这个问题？当然，仅存在于脑海里的作品，无论美丽丑陋，都无关紧要。这只是艺术家们想的东西，所以软件阶段确实是促使了作品的结构，能量，力量的生成。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从来不做重复的项目。如果我们再做个中央公园的小门会看起来很愚蠢，因为我们知道怎么做门了。每个项目都是一个整合大量人力和思想的生活经历。首先，这不是我和Jeanne-Claude 两个人单独的工作。我们要雇很多人，有很多人不合适，我们炒了他们然后还要重新再雇合适的员工，每个事情都不可能是我们预想的样子，所以这些项目不是由什么高超的机器工程，或者天才主导的，而是由巨大团队的中的人力、智力组成的。但是这些项目的核心即是我最简单的搭造方法。
我能告诉你们我英文都说得不太顺流，我从来没时间好好学法语或者英语，因为我没人教也没钱学，我从1921年逃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忙着想怎么活命哈哈。我从街上学这些东西，在和我老婆沟通时学习法语。但是，我活着是来看“活人”的。我不用手机，我不喜欢拿手机讲话，我在手机上非常凶残刻薄。在我的工作室里我也没放小凳子。我每天站个15、16个小时，我喜欢工作，我也喜欢走动。
我对这些扁平化的图片毫无涉猎，我不知道怎么开机。我也不在乎电脑上发生的东西，我不关心这些二维图片，因为我喜欢真的风，真的树叶，真的道路，真的太阳，我对所有真的存在的东西都非常激动。
在一个项目里，事物的物理性质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项目不是普通的艺术品，普通的雕塑。绘画和这个大屏幕一样非常平面。普通的雕塑，像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一样，比较露骨。不过无论如何你都可以到处走走看看，看看里面外面都长什么样。但这就是雕塑——三维的，由经验和传统组成的艺术作品。即使是当今的当代艺术，包括装置和电视装置，都是艺术家所指导的空间——艺术家控制着整个空间的设计和走向。
现在还有些平时我们很少思考的空间，当你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你就行走在别人设计的人行道上了。当你过马路的时候，你看见由别人设计的红灯和绿灯。基本上一天24小时我们都昼夜不停地生活在被严格设计和控制的空间里。更明显的，比如机场，街道，这些超乎想象的复杂空间是由各种权威法规所限定的。Jeanne-Claude曾一直说想借用这些空间，并在这里制造几天的轻微变化。通过借用这些空间，我们继承了该空间的所有的内容，并将其作为艺术品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在国会大厦凭空发明政治，也不会在比斯坎湾（Biscayne Bay）发明生态。这是有区别的。
我会为“包裹国会大厦（Wrapped Reichstag）”项目画图，拍纪录片——但是，在1995年的14天里，国会大厦真的被包裹了。有意思的是，《纽约时报》发表的第一篇批评文不是由艺术评论家，而是由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写的，因为国会大厦是个建筑，所以当你看到这些项目，他们有很多和建筑的相似点。像“漂浮码头（Floating Pier）”这样的项目的施工几乎就像在河上修建高速公路一样，涉及许多相似之处——包括争取许可和权限，通过安全审批等许多方面。
当然，到了最后才是软件和硬件交接的时候，观众需要在场才能感受这个艺术成品。而且这些项目也不像是平常的艺术品一样展列在你平时光顾的那些夏天凉爽舒适气味芬芳、冬天温暖怡人的博物馆里。这些艺术品对观众有些苛刻，比如漂浮码头上我们有120万的观众走来走去。而且为了去到那里，观众甚至需要通过狭窄的街道排队走到码头上。观众漫无目的地排着队走着，既不探亲访友也不消费购物，他们就是在走着。当然，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故事和意义。这是个非常身体力行的体验，非常内化，也关联着各种感官。
幸运的是，我们原来就做过类似的项目，不是这个漂浮码头，而是在技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用这些小方块来做。当你踩在这些小块上你会有踩在水上的感觉。这些小立方体就像纺织物一样，你还可以看到这些连接的小方块如何漂浮在水上，和游艇和小船的动态都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脱了鞋和袜子赤脚走路（因为有对路更多的体验）。
这个设计的重点是倾斜的那面，本来有人提议在倾斜的那面造条轨道，但是意大利人不喜欢这样，所以不会有带铁轨的项目——所以我们创造出一个美丽的海滩，在这16天里我们买了14个可以轻松爬上海滩的监控屏幕来观察这些项目。同时这个海滩还有一种创造抽象画作的潜质。
潮湿的边缘，橘红色地面自然地画出了一条边界，而人们仿佛走在被阳光晒干的材料上。而且这种材料不像是普通的地毯，有粗糙的质感，观众在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坑坑洼洼的地面否则会一不小心摔断脖子。海滩比起码头还多用了百分之二十的材料。整个项目最重要的就是感受当下这个珍贵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会用一个概念开始我的设计，而是将其考虑为感官。在Brescia 博物馆有个漂浮码头的展览，如果有兴趣可以向他们的策展人了解更多我们的项目。
在坚实陆地和流动的水交汇的地方经常能有很多奇妙邂逅。比如澳大利亚“奔跑的栅栏（Running Fence）”，巴黎的“新桥（Pont Neuf）”，日本的“伞”……很多项目有水和陆地结合的维度，但是各个项目之间有所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类项目——它们充满了不确定性，使我们能从既定的过程中探索各种未知。
Q：我想问下，你的项目都用了很多材料，那这之后这些材料是怎么处理的？
A：作为一个受过良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我想我能告诉你这些项目在经济和商业上是怎么运行的。我们买的都是很平价的工业原料，这些面料都不是为了服装业的，一般都是用来作为农业和工业以及环保用途的。比如我们在澳洲海岸用的材料原来就是用来做防腐蚀网的，它不是圆纤维而是编制的扁纤维，南太平洋地区的农民在台风和飓风来临时经常使用这种网。农民通常先移走好的土地，然后再装上防腐蚀网，这样他们的农作物可以在网中生长。我们结束这个澳洲展览后就会把材料卖回给农民，当然这个材料其实都是项目里比较便宜的部分。
其实最昂贵的是人力成本。你知道的这是没有办法“卖”的，但是他们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我们纽约中央公园的项目要存储7503个门框。这些门框非常高，而且我们需要钢铸的底座，而且我们需要买五吨半钢材来制造这将近15000个底座，如果你不知道五吨半刚才是什么概念的话，大概就是三分之二个埃菲尔铁塔。当然，我们在让中国制造商造门之前就已经出售了这种钢材。我们需要建造摩天大楼。（笑）确实，这是很正常的资本主义思想。所有东西都是已构造的结果，而且这也是项目完成的一部分。
Q：我代表我五岁女儿来提个问题，她非常高兴今天能来这里听演讲而且对这些装置非常着迷。她的问题是，您是如何防止所有Mastaba项目里的桶倒塌？
A：我们本身不是工程师，这是个好问题。简单来说，这个项目搞了很多年。我们在60年代开始的Mastaba项目。当然，来到美国之前我在欧洲做小的木雕，但是我们也喜欢做大的Mastaba雕塑。然后，我们与我们非常杰出的收藏家John Dominio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多米尼奥那天坐下来提议让我们在德克萨斯休斯顿和加尔维斯顿间的地方做个项目，画点图什么的。我们尝试联系下什么人但是无事发生。
1970年我们开始为Mastaba项目做另一个工作，场地比较小，因为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美术馆里已经放了我们最大及非常重要的早期作品，所以我们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常用荷兰Otterlo的Kroller-Muller美术馆。我们尝试在沙丘森林中那个美丽的美术馆旁边做一个比较小的Mastaba，但是可惜没拿到许可。1972年Jeanne-Claude的一个朋友，法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过来探望她，说这辈子这里是拿不到许可了，要想点别的办法。而就在1972年，阿联酋建立了。当时我非常兴奋，终于有个酋长能建立一个酋长联盟了。
我开始画草图，我不知道阿布扎比在哪里，我买了照片试图搞明白。当时德斯坦刚刚当选法国总统，他提名我们的朋友做外交官，我记得Jeanne-Claude给路易发了电报说我们想去阿布扎比。当时没人去阿布扎比。我们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多次去阿布扎比旅游。直到两伊战争爆发我们才停止了脚步。在座可能当时还没出生或者还是小孩的时候，当时有美国军机撞击伊朗民航的事件，所以我和Jeanne-Claude觉得这太危险了就不去了。
当我们完成了中央公园的门，岛屿，和巴黎的项目后，我们开始忙于争取“Over the River”的许可。这一过程非常繁琐，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持。克林顿政府时期我们获得很多支持，然而在布什政府的八年里我们，Jeanne-Claude说我们需要换个项目来做做了。她当时有个很好的想法——用美国工程师来造我们70年代在阿布扎比提出的想法。
我们需要人力资源，你们知道吗有本书，像一本巨大的电话黄页，列了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学校，叫做上海宝典。呐，开玩笑的没人叫它上海。就是一本列了500个最强工科院校的册子。然后我们邀请了前三十学校，比如苏伊士理工，剑桥大学，伊利诺伊香槟，东京法政大学的教授以及他们的助理工程师来。这些教授不知道我们还请了别的团队，他们只知道这个结构长什么样。他们看到410000个这样尺寸的石油桶的照片。Mastaba的占地面积是柏林广场和梵蒂冈的大小。
当然这些教授现在都在工作，我们付了钱他们花了数千美元咨询费，为他们准备了精美的可视化物料，我们有预算资金，有施工团队，但是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把项目的工程部分交给更权威的教授们。我们问这些柏林大学的Schleich教授这些方案里最令人激动的是哪一个？他表示是东京法政大学的Sasaki教授的方案。在座的大家都是工科院校学生，你们懂的，在建筑过程中对工科生来说最激动地就是看这个房子一步步建起来。而Sasaki教授说该项目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在正确的位置堆叠410,0000个非常大的桶。
当然，我们（艺术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复杂，无聊，烦人，等等。他提议整个结构基本上应该在一个巨大而平坦的地面上展平。如果在座的看到Mastaba的介绍介绍就知道它有两个梯形的前壁，三个矩形侧面，一个在顶部，两侧两个相同。总而言之它们很平整，而且可以看起来很平坦地放置在数百条轨道上。
但是实际上它们不是平坦的。这些高75英尺的桶像桥梁的桁架一样被捆扎着。在桁架的顶部，工人可以像拜占庭马赛克那样将这410,000桶安装在地板上的正确位置。整个项目将在7到14天之间之内堆起。当然，我们希望它更长一些，以便人们观察事情的发展情况。基本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该项目搭建的全过程。现在的这个就是由Sasaki教授的概念和Schleich教授的提供的材料共同完成的成果。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非常繁琐的许可审批过程。这些桶不是普通的桶，虽然他们的尺寸和常见的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是劳斯莱斯提前定制生产的。例如，我们用于绘画的材料或者颜料与为奔驰和宝马制造材料的是同一家公司-巴斯夫（BASF）。
由于他们设计细到对桶内部喷漆的把控，所以这又是另一个漫长的项目。提前制造可以省下很多时间，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桶被运输，所以我们把工厂放在了场地上。通过传送带我们能确定能有多少个黄色红色的桶。垂直墙上有放着十种颜色，但是他们不是一种特定的图案，他们有点像点彩花。这个模型的尺寸是我在79年的时候完成的，我反复无常地画了很多颜色。这能花一个建筑学生两个月来计算所有的黄色蓝色表格，行数，混合方式等等。基本上，这就是整个项目的完成方式。其实等所有绿灯亮要花个两三年的时间，这个项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Q：大概是什么鼓舞你做出这么宏大的计划？有大程度是因为你的妻子?
A：你是说 Jeanne-Claude? 我们完全不遵循理性。我们从未这样考虑。我与Jeanne时常会回到计划的地点。上次我与Jeanne是2007年在澳大利亚的“包裹的海岸（Wrapped Coast）”。我们在南太平洋的巨大的悬崖上，被海浪与鲨鱼包围。正当我们在包裹一个海滩边界时，我肩膀脱臼了。
当然，我们一直在那里凝视那个巨大的地方；我们思考着、交谈着。或许太过疯狂，但我们诚然做到了。实际上，你并不会考虑先后顺序后再开始行动。这里根本没有理性之事。这里所有的项目是全然无用的，除了我与Jeanne，没有人需要它。我们说服了一些朋友们来帮忙。如果有人正好喜欢，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彩蛋。大家可以在没有包裹海滩（Wrapped Coast)的世界生活，没有人关心这个。
现在大多艺术都已为纯粹的宣传，它可以是政治宣传，可以是环保宣传，可以是宗教宣传，总而言之无法逃离宣传本身。而艺术本该是无用之物，是一种无法描述之物。这即是这件项目的诞生。
正是这些去责任枷锁的、变幻莫测的、无用的行为给予了自由。它从万物即有因果的既定的理念中挣脱，如去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这并不重要，因为它都只是项目。有时是我灵光闪现，有时则是Jeanne。比如“环绕的岛屿（Surrounded Island）”是Jeanne的灵感。但她同时也说，每人都可以有不错的想法，而最重要的是去行动。即便它并不完整，我们也尽力尝试了。
它们不是技术伟迹或十分复杂的东西，只是需要你的手指去完成的简单的事，是一些有些古怪和与更大尺度的实践。建造24.5英里长的围栏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有的朋友建造出或4000英里、或40英里、或400英里的围栏，但它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也建造过更大尺度的桥梁、更大尺度的房屋，但它们除了巨大毫无任何物质意义，因为它们只是艺术品。
昂贵的艺术品（gratuity）看上去很伟大，而其实很微小，他们只是精小的艺术。当然，我创作了一种无法复现的存在，所有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如今，大多数人被反反复复的、乏味的，两年或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竞赛、世博会等活动轰炸。实际上，也有人希望看到只会出现一次的事物，这也正是我们项目会有独特的群众，他们特为此来见证绝不会重现的东西。
Q：在MIT，我们有一位博学名望的教授，他是Noam Chomsky。如果你问他任何问题，他会十分详尽地回答。几年前，他的妻子逝世，于是有人问他，什么是爱？他用心碎地声音回答道，我不知道，但失去爱太难活下去了。同样地，你的作品也与爱为伍，在妻子逝后，你如何定义爱的呢？你的艺术材料是否有所变化？
A：当然是。我与Jeanne一同生活许久，她十分喜欢爱与幽默，或许她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她曾说我们出生于1935年6月20日，这是一种双子星的标识。她用法语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指，当我很好的时候，她将很糟糕，而当我很坏时，她则很好。在法语中指三角家庭（menage a trois），相爱时，你实际上有两位丈夫。
言归正传，当我看到David Maysles电影时，我会想念Jeanne。David是一位伟大的基于波士顿的电影制作人，他拍摄了各种关于我们的工作的真实电影（cineme verite）。它们不是常态的纪录片。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影像中互摄对方，打架、争吵、甚至嚷嚷要与对方离婚。而这正是我想念她的一个缘由。她其实是一位超级具有批判性的人，她时常质疑我，为何是这样做，而不是那样。
所以我肯定会想念她，就像任何人怀念亡妻一样，但除了这种批判态度。我有两位侄子继续为我们工作，一位是我的侄子Vladimir，另一位则是她的侄子Jonathan。我们时常会想，如果Jeanne还在的话，她会说这些项目有各种大问题。即便我们不知道具体她会说什么。
Q：你曾说，事物展现什么它就是什么。我比较好奇你的项目在鱼、海草，或者花鸟上所展现的影响？
A：这些项目反映了很多事，也有许多有关自然的事。就像旅行一样。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人生中数次的行程。我们很难将这些感觉与水、风、鸟、人类、或政治意义上的人，等诸如此类的事物分开。
但最美妙的事是旅行。旅行是无数段软硬兼并的时光，无数段无法忘怀的稀有时光，无数段有关行动的时光，因为我们不会再原路返回。
每一个项目都有自身的故事。比方我们回到Reichstag这个项目。它是一个非常冗长的项目。在初始，我认为将很快可以得到动工准许，而实际它十分复杂。而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它意味深长、充满力量。普通的项目审批人可以是牧牛农场庄园主、或政府市长，而严格来说，柏林国会大厦项目则需要得到德国国会主席发言人的批准。你可以想象我们被拒绝了多少次（至少三次）。
因此我们需要有人站在我们这边。在1988年时，德国的保守党Rita Sussmuth教授成为国会发言人，她并不是艺术收藏家，但她有自己为某些事物辩护的理由，比如认为柏林国会大厦项目应该被准许，这个艺术可以包裹住柏林国会大厦。但当时的铁腕总理Mr. Helmut Kohl，使这件事完全变得不可能。他通过简单的国会总统的签名去评估这件事，并进行了强烈的争论。那时德国的首都是波恩。他们在国会进行了70分钟的讨论，这是一个点名表决的形式，他们通过信用卡来表示。红色代表否决，蓝色代表通过，白的则是弃权。Mr. Kohl正坐在国会中，拿着红色的信用卡，带领了整个保守党的意志，而他们占据了反对票的大多数。这个独特的德国政治家，给出了长达70分钟的反对艺术包裹柏林国会大厦的演讲。我们可以想象这场输盘。作为柏林国会大厦的总统，Rita Sussmuth先生在那晚清数票数。我认为自己输了，十分沮丧。这是我们对柏林国会大厦包裹的最后一次机会。之后政府要求会我们在指定的会议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我说道，我绝不会在这个拜访了在波恩的艺术博物馆的政府底下开新闻发布会，因为它是在艺术博物馆的美术馆礼堂。我深刻地回忆到，那时候认为这个项目再也没可能了。
于是我趁之前已有的作品，做了一个巨大的“河面上（Over the River）”图像复制品。然后自嘲到，我再也不爱德国的鱼了。那时我并不想讨论有关这个项目的事情。然后我们把这个巨大的复制品放在了新闻发布会后台。而结果证明，Mr. Kohl战败了。我们持有69张支持票。这使得这个项目极为重要。因为你本可以以极为容易的程度拿到准许，而这种对峙使其在各大电视媒体、新闻报道中得以曝光，变成热点。在近四五年，我看到有知名德国媒体采访当时做演讲的欧盟大臣，问道你认为自己是否有在这一生中做错的事。他回道，是反对有关柏林国会大厦包裹艺术的这件事。你永远也不知道结果如何，因此你必须往前走。我们并不做出任何承诺，只能逆流而上，并实践永生难忘之事。
Q：您好，我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我关注的问题是，在当下因为全球化的移民与资源问题，其计算力与波动问题显著。我们在猜想新的量能否创造质？比方你的大规模的作品从未选址在合适的位置。你是否有任何对你作品规模、尺度的评价？
A：其实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是简单纯粹的，技术上并不复杂。我并不用亲自去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员的支持，通过昂贵的价格去雇佣，使项目实现。但它们仍然十分简单，所以我也并不是很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只是很简单地以名字开始工作，比如以Jeanne-Claude与我的名字来领导这个团队，来直接入手这个项目，来拿到批准。我喜欢实体的、可以将我的感知浸入的事物。我们必须找到自己乐意花时间与物相处的地方。比如我们对非洲则没有一点想法。
有许多国外人表达自己对我们作品的喜欢，而Jeanne则问，你有多少件我们的原样作品？没有。那么你则并不喜欢我们的项目。因为只有能购买我们的作品，我们才能建造它。
比如我并不是日本人，但自从1969年后，我们投入在日本的精力更多了。同样地，我不是德国人，而我的个展在1961在德国开展。其实很多自然联系是与社会关系相连的，它是有实体空间的。
所有艺术史都是如此。所以它其实也并不纯粹与私人性有关。我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幻想，而我是实际走在木头之上的。1957年1月10日，当我在穿过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边境时，我是孤身一人的。除了保加利亚语与俄罗斯语，无人可言，无人可站。这里有太多难民成群结队，而我则形单影只。因此我对很多事持乐观主义，这是你走下去的唯一选择。
讲座原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mzFEd3V9w&feature=youtu.be
《包裹凯旋门》的图片视频来自克里斯托与珍妮官方INS，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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