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泽平团队

特别鸣谢：白学松、刘煜鑫

复旦大学张弛、中央财经大学刘淑冰、复旦大学苏元农对数据整理有贡献

我们研究发现，深圳是典型的有为服务型“小政府”+充分竞争市场的有效融合模式，成功关键是毗邻香港区位优势+外向型经济+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敢为天下先”+优越营商环境，政府敏锐洞察市场变化，适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唯才是举”、“筑巢引凤”。一个小渔村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改革开放的胜利！

1）中央政府卓越顶层设计，思想纲领上确定特区存在正确性；被设为改革开放窗口，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口岸的巨大优势；给予特区各项优待。

2）毗邻香港独特地缘优势，从“前店后厂”“三来一补”起家，建立起先进、便利、多元化的区域联系通道。深圳探索“珠江模式”，逐步融入全球产业体系。

3）“小政府+大市场”，塑造“服务型政府”培育优越营商环境，建设“发展型政府”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2010-2020年，深圳商事主体数量由68.3万增长到359万户，年均增长达42.6%，高于全国的19.2%。

4）秉持“敢为天下先”的价值观念，已在各领域创造数十个“全国第一”。致力于打造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文化创意业）。

5）“唯才是举”，适时调整人才引进目标和策略。“筑巢引凤”，设立人才安居集团，解决人才住房问题。

2深圳为什么这么强？

2.1中央政府卓越的顶层设计，被设定为改革开放窗口

2.2毗邻香港独特地缘优势，探索“珠江模式”，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2.3借鉴香港经验推行“小政府、大社会”，塑造“服务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

2.4政府鼓励市场探索，城市秉承“敢为天下先”，长期致力于打造四大支柱产业

2.5“唯才是举”适时有效调整人才政策，“筑巢引凤”持续优化人才环境

1    深圳模式：改革开放助推小渔村蜕变为创新创业大都市

历史上深圳几经变迁，从“番舶往来，皆出于此”的丝路港口”到“南国小渔村”。深圳有近1700年历史，地处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西濒珠江口，南部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坐拥南海和太平洋辽阔海域，适宜兴建深水港，海运发达。西汉时官办盐铁，设番禺盐官，深圳（此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经济初步发展，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唐宋时期，深圳（新安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成为岭南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清海上丝绸之路达到极盛，作为闭关锁国下通商口岸之一，往来船舶在此停靠，带回鹤顶、玳瑁等香料珍宝。1949-1978年，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基础薄弱。

1979—1992年：深圳特区初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模式，以“深圳加工”，缔造这13年GDP年均复合增长近50%的奇迹，创造“深圳速度”。1980年5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量向外转移，深圳经济特区依托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以及经济特区的政策、税收等方面优势，承接香港的加工装配订单，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即深圳加工、港澳销售，形成了区域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拥有土地、劳动力廉价的巨大优势，并享有所得税减免、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前来设厂，快速形成产业集聚，开启工业化时代。同时，深圳在价格、土地、住房和基建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为人才和外资流入创造了极具吸引力的发展环境，外商直接投资从1982年的0.58亿美元一跃增长到1992年的4.49亿美元，深圳GDP从1979年的1.96亿元飞速增长到1992年的317.32亿元，年均复合增速47.9%，远高于同期全国15.7%和全省20.8%的平均水平，创造了“深圳速度”。（“三来一补”是改革开放之初创新的加工贸易形式，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外商负责设备、原材料、来样和销售，中国企业提供厂房、土地和劳动力并以返销的方式偿还外商技术、设备等款项。）

1993—2003年：从代工到技术改造，推动“深圳加工”向“深圳制造”转型升级，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产业发展主战场，推动“第二次创业”，这10年深圳二产产值年均复合增长超20%，远超全国(14.3%)和广东(16.1%)。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深圳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积极尝试优化产业机构，增强创新优势。然而传统的“三来一补”企业结构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尤其是不少“三来一补”企业的中方股东直接将经营权放手交到外方股东手中，导致企业缺乏创建自主品牌和“国产化”的动力。为了构建自身优势，深圳及时调整方向，顶住“三来一补”企业转移和税费下降的压力，力促企业结构转型升级，实行“贴牌生产”，使得工业生产从引进到转移，从代工到技术改造，推动“深圳加工”向“深圳制造”转型升级。上世纪90年代，电子信息产业转移进入“第三阶段”，大量产业从“亚洲四小龙”转出。深圳再次先于内地捕捉到高新技术革命推动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巨大机遇，面对国际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将高附加值和低资源消耗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产业发展主战场，从而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推动“第二次创业”。据深圳统计局统计，深圳第二产业产值从1993年的242亿元增至2003年的1817亿元，年均复合增速22.3%，远超全国(14.3%)和广东(16.1%)。

2004—2012年：面临四大“难以为继”问题，谋篇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深圳制造”建设“效益深圳”。加工制造业的高速发展给深圳打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但经济快速发展中形成或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2004年，深圳总结出四个“难以为继”问题，即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劳动力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在资源约束下，深圳提出了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谋篇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始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这8年间，在“深圳制造”迈向“深圳创造”进程中，深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数字电视、通讯设备制造、平板显示、生物医药、医疗器械、软件产业集群六个发育形态较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新兴产业的振兴发展规划和政策。截至2012年，深圳民营科技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2583家，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70%以上，培养了华为、比亚迪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深圳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2012年深圳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8%，高于美国的2.8%、日本的3.3%和韩国的3.7%，约是全国平均的2倍。这使深圳工业结构跃上了新台阶，走上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的转型。

2013年至今：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从加强供给侧改革、坚持企业主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入手，以创新力量带动城市发展，以“深圳创新”打造“深圳质量”。十八大以来，深圳发展进入全面创新、全面发展的新常态。2014年，深圳获批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打造创新型城市。深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发展主线，积极推动“创新、创业、创投、创客”联动，以全面创新，打造“深圳质量”，据深圳统计局统计，202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1364亿元，占GDP比重达4.93%，居全国前列，2020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02万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29.4%，占广东全省总量的71.9%，连续17年排名全国大中城市首位。2016年以来，深圳一是加强供给侧改革，出台促进科技创新、人才优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以“组合拳”保持和扩大科技创新优势；二是支持企业主体、高端引领，截至2020年，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8万家，培育了华为、大疆、腾讯等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三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2020年10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提出，深圳率先完善各方面制度，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1）从思想纲领看，国务院消除“社资”争论，肯定特区存在正确性，不同时期中央多位领导发言，打破“特区还能不能办下去”疑惑，鼓励特区继续走在全国前列。1979年国务院发布“50号文件”提出，原则上同意深圳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大包干经济管理办法，提高了人民生产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疑虑。1984年的“13号文件”则给“社资”争论画上了句号，肯定了经济特区存在的正确性，帮助深圳确定了自身定位和思想观念。1994年6月，江泽民同志来到深圳，针对“特区还能不能办下去”的疑惑明确指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这坚定支持深圳改革创新的道路探索。伴随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现特区能不能“特”的焦虑，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深圳要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2）从对外贸易看，中央在顶层设计时希望深圳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口岸的巨大优势，为其对外经济贸易赋予自主权。1981年7月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对外贸易、出口计划以省为主制订，与外贸部衔接，纳入国家计划；地方外汇进口计划由省确定，报有关部门备案，在国家计划外的盈亏收归地方。同时，该文件允许了深圳接受委托，代理各地出口外贸专业总公司统一成交以外的商品，并分别核算及计算外汇分成。该设计极大地增强了深圳对外贸易的效率和积极性，充分利用深圳独特的地理优势。为筹建深圳机场，国务院于2011年同意深圳机场建设所需要的物资免征收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大大加快了建设进度和建成质量。截至2019年，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破5000万大关，位居全国第四。2019年3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深圳湾口岸对外开放的批复》，同意了深圳湾口岸全天24小时对外开放的申请，进一步加大深圳的对外贸易量。

3）从优惠政策看，中央给予特区优待，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低于全国的30%，且1985年前深圳财政收入不上交。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提出，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客商将所得利润用于在特区内进行再投资为期五年以上者，可申请减免用于再投资部分的所得税。1981年7月发布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简化入出境手续，方便人员往来，特区的公务人员因公出国，由各特区政府或特区管委会审批。积极筹措特区建设资金，资金来源主要靠利用外资，尽量吸收侨资及港澳的资金。驻港澳机构也可到特区内投资或与外商联合投资，特区建设所需的人民币资金，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放宽对贷款的限制，深圳的财政收入原定三年不上交，决定延长到1985年。中央给予深圳特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增强深圳对于外资、人才的吸引力。但2007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新《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合一，深圳特区一直享受的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随之取消。

2.2   毗邻香港独特地缘优势，探索“珠江模式”，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深圳是距离香港最近的内陆城市，是珠三角城市群内受香港辐射带动最强的城市，建设涵盖海运、空运、铁路、公路和陆路口岸等多元、便利的深港通道，港深两地可24小时全天候通勤。发达地区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与距离密切相关，距离越近，接受辐射越强。深圳毗邻香港，陆路通勤距离仅50km，而其他珠三角城市群的东莞、惠州、中山到香港距离分别为122km、125km、175km，深圳海岸线蜿蜒260km，与香港有近27.5km的陆地接壤，深圳地域优势突出。从交通网络看，自1978年设立文锦渡口岸，国务院于1984-2007年间在深圳增设沙头角、罗湖等11个陆路和水运口岸，至2020年设莲塘口岸，深圳已累计获批设立15个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从公路运输看，2007年深港西部通道开通后，车辆往来两地仅需10-15分钟；多条巴士线路每15分钟一班，日均发车50余次，实现24小时客运服务；水运上，深圳于1993年成立船务公司，运营深圳蛇口-香港国际机场海天客运码头客运航线，实现水上半小时直达香港机场。从铁路交通看，深圳位于1993年盐田港区疏港铁路通车，至2018年广深港高铁开通，深圳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龙站的运程缩短为14分钟，同年6月《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出台后，据中国铁路官网统计，深圳日均往来香港车次超过100趟，真正建立起先进、便利、多元化的区域联系通道，实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探索“珠江模式”，实现开放、包容、创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产业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利用国家赋予的特区政策，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优势，引入外资与先进技术，探索出政府主导、政策优惠、联动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珠江模式”，形成规模产业集聚，实现港深区域协调发展。在香港的辐射带动下，深圳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恰逢全球产业转移潮，深圳承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入资金和先进技术，摸索出“三来一补”的制造业模式，与香港达成“前店后厂”区域合作。20世纪90年代末，电子信息产业开始从发达地区向外转移，深圳抓住机遇，着力于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产业，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关键一环。到21世纪初，深圳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由原来以传统加工业为主，升级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知识和技术取代廉价劳动力与土地，成为深圳经济的新亮点。据深圳统计局统计，1996-2006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值占比工业总产值呈增长趋势，由1996年的28.7%攀升至2006年的45.6%。2006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值已突破6294亿元，高于同期广州（2188亿）、东莞（1900亿）。

从发展理念看，借鉴香港经验推行“小政府、大社会”，在2004年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并在2012年全国首个颁布商事制度改革的地方性法规的城市，从而培育优越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深圳政府发展理念超前，2004年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培育公平、开放、宽松的市场环境。2004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创新，建设求真务实，努力建设负责任、有权威、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2008年，颁布《关于优化政府服务促进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专设深圳市产业发展与企业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导企业加大投资力度；2012年，深圳制订全国第一部涉及商事制度改革的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推行商事登记审批改为后置审批、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场地申报制、企业年报制、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建立“谁审批，谁监管”的新型审批监管制度等多项改革，逐步建立起全市统一的商事主体登记及许可审批信用信息公示平台；2018年，发布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推出20项改革措施126个政策点，着力营造更加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成本适宜的产业发展环境、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更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据深圳政府统计，2010-2020年，深圳商事主体数量由68万增长到359.万户，年均增长达42.6%，高于全国（19.2%）。

从发展机遇看，深圳建设“发展型政府”，敏锐地眼光抓住经济转型升级机遇，引导为主，与市场共同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特区设立之初，深圳吸引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发展“三来一补”产业，经济迅速增长，这与政府的协调与指导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深圳政府积极协调外商、企业、劳动者等市场主体和各职责部门的关系，为优势产业提供政策便利和资源支持。1995年出台《关于加强“三来一补”管理的若干规定》，在基础设施建设、劳动用工制度、减免企业所得税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这一阶段，深圳政府的支持与协调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1世纪初，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涨、改革开放程度加深，深圳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深圳政府继续扮演“发展型”政府角色，推动产业重心由劳动密集型向高新技术升级。1998年，颁布《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在税收优惠、经费投入、风险投资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2002年，出台《深圳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指出深圳工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优势战略产业，积极扶持新兴产业，改造和提升传统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形成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合理工业布局。

政府鼓励勇于探索，城市秉持“敢为天下先”的价值观念，已在各领域创造数十个“全国第一”，并长期坚持围绕市场变化进行产业结构变革，不断增强经济效益和竞争力。“敢为天下先”是深圳十大观念之一，深圳在市场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始终敢于创新、大胆探索。从市场改革看，深圳借助众多的“全国首创”打造出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为城市创新提供了不竭动力，例如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深圳开工;1983年7月，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1984年11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粮油食品凭票供应制度，放开价格，敞开供应。从产业升级看，深圳自特区成立以来一直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体系，其间共经历三次主要的产业升级，分别为20世纪90年代的传统来料加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2000年前后在四个“难以为继”的压力下推进自主创新，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三大战略性支柱产业；2012年前后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入创新发展阶段。2020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10272.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7.1%，成为增强深圳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深圳长期致力于打造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文化创意业），政府根据各产业特点分别制定发展策略，发挥引导作用，四大产业强而有力的发展成果助力深圳经济增长。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各有不同的发展背景、发展布局和发展策略，具有较强的异质性。1）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第一支柱产业，其高速发展主要来源于深圳市的前瞻性产业政策，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呈现自主创新的良性趋势，为深圳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动力，目前，深圳已经形成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2）金融业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成为深圳的重要支柱产业，目前深圳已基本建成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其他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结构合理的现代金融中心，初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区域金融中心，2020年，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4189.6亿元，占同期全市GDP的15.1%。3）现代物流业的高速发展来源于深圳的优越的地理位置，1998年将其列为支柱产业，此后政府深入探索物流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目前深圳物流基础设施和电子通讯领域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2020年，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达2655万标准箱，在全球主要集装箱港口中位居第四。4）文化创意业在2005年被认定为“第四大支柱产业”，深圳从2011年开始提出要重点发展创意设计业、文化软件业等十大文化创意产业，现已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功能区域，实现了文化创意产业集约发展。

2.5  “唯才是举”适时有效调整人才政策，“筑巢引凤”持续优化人才环境

深圳“唯才是举”，结合城市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人才引进目标和策略，2017年首创人才立法，与“孔雀计划”等计划形成深圳人才政策的“四梁八柱”。深圳从特区建立之初就大力推行人才体制改革，灵活运用人才政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了国内外大量人才涌入深圳。从落户政策看，深圳将“来了就是深圳人”作为十大观念之一，长期保持极低的落户门槛，只要满足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小于35岁，且缴纳了6个月以上的社保即可申请落户，远远宽松于北京、上海，且在全国率先实行个人申请入户制度，灵活运用入户方法，拓宽入户渠道。虽然2021年5月，深圳出台《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学术型人才落户的学历低线提高至本科，人才补贴和高层次人才政策也同步收紧，但“本科以上无限制”条件仍然与北上相比较为宽松，仍对人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从人才政策发展看，深圳自特区成立以来多次根据城市特征调整人才引进策略，特区建设早期深圳重点引进技能型人才，1997年，深圳启动“每年接收万名毕业生工程”，把接收应届毕业生作为引才重点；2002年，深圳实施《关于引进国内人才来深工作的若干规定》，把引才重点转向高层次人才，此后不断出台“孔雀计划”“十大人才工程”等计划；在2017年成为全国首个人才立法的城市，确定每年11月1日为“深圳人才日”，各项政策叠加形成人才政策的“四梁八柱”。根据《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深圳人才吸引力位于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上杭。

深圳“筑巢引凤”，设立人才安居集团，解决人才住房问题；打破体制机制束缚，放权于市场和企业，全国首创在高层次专业人才评价选拔中引入“举荐制”，助力吸引各类人才。深圳注重构建人才友好型城市环境，积极打造聚才高水平事业平台，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增强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从人才安居看，2018年，深圳市财政注资1000亿元设立了人才安居集团，专责筹建人才住房，同时积极探索人才住房先租后买、以租抵购制度，以及建立人才住房封闭流转机制等，并给予大学和海归人才本科1.5万、硕士2万、博士3万的住房补贴，补贴力度强于北京、上海，深圳也从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跟进待遇政策，打造人才宜居环境。2020年，深圳15-59岁人口比重达79.5%，高于北京（68.5%）、上海（66.8%）、广州（74.7%），成为“最年轻”的一线城市。从市场引导力看，深圳勇于打破权力“围城”，放权于市场和企业，赋予高校、科研机构高度灵活的人事管理权限，同时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职称评定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2015年《深圳青年创新创业人才选拔扶持实施方案》提出，在高层次专业人才评价选拔中首次引入“举荐制”，评价人才让“市场和行业说了算”，真正让人才回归企业。根据《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测算，深圳的95后人才吸引力位于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高层次人才方面，深圳95后硕士及以上人才流入占比5.1%，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人才集聚效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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