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公共空间引入了第三方——专门做公共阅读推广的机构。前两天负责人跟我吐槽，说现在这个街道一直在找他们麻烦！有的事，比如让这个机构在这个街道新注册一个社会组织？他想了想，配合一下政绩，做就做了，没问题。但有些事他受不了，一到5点，这个地儿就关门，晚上不能开展活动；开展的活动，被要求只能是这个区域之内的人才能参加等等。他觉得冤！
活动是在公众号上发布的，肯定会有外区报名；这个空间的投入，包括书、设计装修等的钱也是来自于社会，并不只是街道投的；一些活动经费也都是公益日筹款，用的不是政府费用，他们在服务当地居民的基础之上服务于全社会，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街道还是比较坚持。还有一件事也触动了我。上海为老条线的一个处长网上跟我交流，他认为，很多街道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并没有达到原来设想的目标，社会上对于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还有一定的误解。本来做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意图是，以前社区里很多养老资源，日间照料中心，护理站，老年活动室等等，特别碎片化，希望通过一个平台枢纽能够整合。
建设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就是希望能够把它建设成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枢纽，可以支持其他养老机构，也可以为老人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务。但实践下来，他感觉只有个别发挥了整合作用。更多的情况是，综合性体现不出来，空间利用率不高，定位没有定好，来的都是那些日间照顾有需求的老人，健康老人不愿意到这边来，其他群体更加不愿意来。这两个事情都关乎一个话题，就是公共空间的运营，总有困境，总不如意，而如何运营才能更好呢？
如何才能运营好公共空间？
大家朝前翻《社会创新者说》，社区公共空间运营的困境前面讲过。但至今，好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讲透，本期就继续聊这个事儿。
首先要问的是，谁画了这些圈，给了这么多限制？社区公共空间不能对服务范围之外的人服务，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必须就是为有照顾需求的老人服务，是谁画了这些圈？
政策层面，国家鼓励综合性的公共空间发展。去年底实行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的标准》（建设部），无论是居住区、小区、还是组团，都要有综合服务的中心，而这些中心就是公共空间，提供综合性的服务。很多城市发布政策，天津鼓励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深圳建设社区服务中心等。根据国家规划标准，城市居住区的各类中心只会越来越多。社区公共空间的“公共”两字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开放意味着并没有划定什么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尤其是公共服务，打破区域限制是一个趋势，只有越来越开放、平等，比如图书馆的服务，没有一个图书馆进去需要出示身份证。我以前去参观郊区的文化中心，有的图书馆做得很好，远近知名，外区的人坐公交车过来听，提前几个小时就到了来占座。我和这些中心主任聊，他们都是把这事当成政绩来炫耀。想想看，一些传统的文化中心，还是郊区的，都没有这种限制。
政策上看，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这个区域的邻里中心是不能为另外一个区域服务，这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之中是不被支持的。到底是谁划了这些圈？我有一个判断，其实是某些具体的干部划了这样的圈。这里并没有以偏盖全，并非所有干部都如此。很多领导干部，越到上面，市区层面，街道领导，对此的认识越开通，站位也高；而越到基层，越到执行层面，出于种种考虑，存在一定的思维误区，从而框出了很多限制。
为什么他们要划这样的圈？就是和这些干部的思维误区分不开：
一是路径依赖的思维。
一些干部习惯了行政思维方式，路径依赖，因此他管的公共空间运营，也是行政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几点开就几点开，几点关门就几点关门。服务也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上面有什么要求，就完成什么要求，上面要举办什么活动，就举办什么样的活动。服务就是完成任务，至于完成之后的其他的事儿，他觉得没必要。
二是风险至上的思维。
做完事，不出事，就好。活动有风险，就少开展。空间的人其实不要太多，也不要求有活力，人多了就有风险啊。今天的邻里中心，是很亲民、很开放的地方，不应该只是考虑安全不出事。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
三是权力意识的作怪。
即便公共空间，也涉及一定的利益，有利益就有权力空间，即使没有依此谋利的意图，也有借机用权的惯性。总有对人的好恶吧，看得上这个社会组织，看不上那个机构；总有项目上的好恶吧，奇奇怪怪的项目不能有……。一些社会组织沟通能力稍差的话，就易引起某些人的不适与运营中的刁难，这种例子就不举了吧。
所以，今天社区公共空间运营的诸多困境，并非全部归因于体制机制，更多是个别人的个别思维误区所致。我们也不能过多地说要松绑，要给空间，其实运营更多的就是去解决一时一地，或者具体的一个人的问题。
一是要有社会化的目标。
公共空间的目标，不是行政化的，而应是社会化的。不能把某个公共空间当成一个条线的事，比如，邻里中心就是民政的事儿，党群服务中心就是党建部门的事儿，要跳出条线的框框去考虑公共空间的运营。
公共空间有公共性，它的活力、市民的参与度与满意度，运营机制的灵活，以及空间的自治参与，能否营造社区共同体等等，都是公共空间的应有之义，而不仅仅只是完成本条线的任务。本条线的事情只是基础性工作。要跳出区域、条线的视野去看公共空间。我是杨浦区的，但我的定位不仅仅是杨浦，力争对于全市有辐射力和影响力，这才是高度。正如党建服务中心，党建是目标，而不是手段。党建服务中心先要把党员的服务、群众的服务做起来，最终才能实现党对群众、对党员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公共空间的运营也是这样，不是为了空间而空间，对于居民的服务、凝聚、引领、自治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二是要有社会化的视野。
社会化的运营说起来容易，形式意义上的社会化容易，比如，找到了第三方社会组织、第三方企业来做，那么就是社会化的了，天然地能够实现社会化了吗？当然不是这样的简单，形式上的社会化，并不必然导致运营上的社会化。社会化的视野要求我们开放，不是封闭的只为一个群体服务的，应该和更多的机构合作，包容、吸引、培育更多的机构。资源整合上要社会化，资源不应仅仅来自于政府，不能所有都是政府出。空间是我（政府）的，设施是我的，装修是我的，最后，里面的活动和项目也是我付钱买的，这样的空间最终是没有活力的。当然今天绝大多数的公共空间都是这样运营的。
社会化的运营是“多中心的空间治理模式”，设计、议题、服务、项目、活动，都需要大家一起出力，这样才是社会化的视野。
三是运营方式的社会化。
其中，一部分能够市场化的东西是要交给市场。市场主体的选择上倾向于近年兴起的社会企业，像成都正在进行的一些探索，希望市场主体把这个空间的服务潜力真正挖出来。如果全是公益的，全是政府的钱，空间服务的可持续性、资源汇聚力都是要打折扣的。一些比较偏市场的服务应该交给市场来做。
把该社会的交给社会，交给社区的多中心治理主体，比如社区基金会等。社区基金会本具社区属性，筹款、用钱、管理、评估，包括审核流程，用不用这笔钱，如何用得更好，可以交给基金会，决策也应该交给社会。
四是把体验交给专业。
纵观社区公共空间，绝大多数空间尚处在“低美感社会”，近来，“低美感社会”猛烈刷屏,恶俗粗鄙低劣不堪的空间设计，在公共空间中比比皆是，后果引用一句，“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解救不了”。有的好一点，进入到了功能堆砌阶段，选这个功能还是那个功能，功能好不好，标准在哪里？效果有没有，还顾不上。更少的，进入到运营体验阶段。目前的公共空间都是原生态运营，并没有多么成熟的经验，和一些成熟的商业空间的专业化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比如宜家，摸透了顾客心理，在展陈设计上给顾客最好的体验，什么地方放什么家俱，隔多远有一个9元马克杯类的超值产品，购物线路的最后有宜家餐厅，可以买到1元一个的冰激淋，即使不买什么，总在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空间的设计、运维，有条件的可以交给专业机构，这里要说明一下，空间设计专业的挺多，如何做一个漂亮的空间，机构是很多的，但是，兼具社区营造+空间设计的机构是不多的，这点要说明。当然，专业运维公共空间的机构更加不多，大家都起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谁比谁更有经验。
一些专业的服务功能，能交给专业机构的交给专业机构。我看过很多的图书室（站、点），做得好的和差的，差得实在不是一点半点，在选书、陈列、管理上一眼都能看出来，好的地方，看着就舒服，不好的，不会愿意去第二次。公共空间里面的好多功能，还是比较专业的，比如图书馆、慈善商店等，老百姓要求比较高，要想收获好的体验，应该交给专业的组织，这个前面我都讲过了。没条件的交给本土成长起来的社区社会企业或社区社会组织，只要有心，坚持，总能专业。时间累积起的经验，可以弥补一切的不足。但最关键的这些机构的去行政化，一定不能有体制内的过多影响。如果连最基层的社区组织、运营机构都去不了行政化，哪怕成立再多的社会组织都没有意义。
五是该自治的自治。
公共空间的运营，多中心治理模式，需要更多的居民参与，有一些空间服务、项目活动可以交给社区志愿者。一些空间事务，能交给自治团队自决的交给他们协商，包括设什么样的功能、弄什么样的小景、搞什么样的活动，该自治的让他们自治。
公共空间有极强的人文属性，需要“多中心治理模式”，社会化运营的难题不小，但一定要有社会化的、理性的目标，有社会化的视野、社会化的资源、社会化的运营方式和自治的参与机制，唯有如此，公共空间的运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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